Thomas Struth’s “Hermitage 1, St. Petersburg ” (2005). The photographer trains his lens on museumgoers and sometimes is able to hang his observations in museum galleries.
Art That Looks at Us, Even as We Look at Art
我們看藝術時 藝術也在看我們 王麗娟/譯
湯馬士‧史楚斯在馬里昂‧古德曼畫廊的個展中,照片裡面的博物館訪客站在馬德里的維拉斯奎茲作品前,或是在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內,注視著李奧納多‧達文西的作品,神情狂喜、充滿自負。是近20年來令人難忘藝展中的一場高潮好戲。也在差不多時間的這些年,史楚斯一直在拍攝博物館遊客的照片。他們觀看藝術,但你或許會說真正的問題是他們和我們,看透了什麼。
這項展覽成了普拉多博物館最近一項展覽的尾聲,史楚斯在該處把十來張當中有些接近真人大小的照片,巧妙安置在其他繪畫與雕刻之間。這需要一點勇氣和巧思。不按牌理出牌且出奇不意,史楚斯的照片豐富了一間間近乎堅決的偉大陳列室。
史楚斯的作品,部分需要模糊(藉此讓我們更專注於)他所拍攝的這些畫作之間的空間界線,有些空間被觀畫的人占據,有些空間被我們這些觀看照片的人占據。
在維拉斯奎茲所繪肖像畫的一間陳列室中,史楚斯擺了一張兩位日本年輕女性注視相機鏡頭距離外一張畫作的照片。畫作在牆上的位置正好就是她們照片現在擺放的地方。兩人既熱情又拘謹,從明顯有文化差距的眼光來看,似乎有種溫和的喜感與傷感。牆上的幾幅畫怒目回瞪她們。
哥雅的《1808年5月3日 》裡面有一位英雄站在行刑隊前,在畫的對面,史楚斯安插一張東京觀眾的照片,觀眾以黑暗的剪影出現,在一個巨大、消過毒的白玻璃箱中,欣賞由羅浮宮出借的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領導人民》。哥雅與德拉克洛瓦筆下的兩個英雄氣慨的場景,遭到現代消費的道德模糊曖昧微妙地消磨。
在普拉多,史楚斯擺了一張自己在慕尼黑觀賞杜勒自畫像的照片(你只看到他穿著藍外套的手臂與肩膀,照片模糊不清),而照片中的杜勒回看著我們。杜勒才是史楚斯自畫像中真正的模特兒,照片自我指涉的對照人物。
史楚斯的作品隱含著情感,不光是亮面的視覺而已。參觀者可看出博物館經驗近年 的大致演進,民眾的成長,即使是有行動電話分心,以及未改變的地方。
頭靠頭,一起聽冬宮博物館錄音導覽,搜尋達文西畫作兩位中年婦女的表情成了永恆。(兩人的表情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在她們身旁,戴著一頂粉紅鴨舌帽,穿著萊姆綠露肩上衣的,是個現代美國瑪丹娜,觀光業的年輕天使。
史楚斯將相機架設在畫作旁,讓我們看見的,是望向一張我們無法看見那張畫的觀畫者。他將幾張這種各有不同,於不同時間拍攝的照片加以組合,讓它變成帶狀裝飾;或前或後的這幾組人,將所有的一切打成一片。他以相同手法,將幾人的眼光集合在普拉多的《侍女圖》前,讓我們看見,畫中的人物盯著望著他們的人看。
誠如普魯斯特所寫:「過去的片刻並非靜止不動,它在我們的記憶中維持運動,牽引過去走向未來,朝本身也在變成過去的未來前進,並牽引我們走入過去的列車。」
史楚斯的照片表達的即是這種延續性,從維拉斯奎茲等藝術家出發,進入到他們作品所在的公共場所,再到我們。
我們到博物館找什麼?我們去那裡尋找照片的真相,結果是互看彼此臉孔。
我們尋找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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